历史地看，社会工作和社会学之间总是有着不可割舍的关联。虽说我们很难全部厘清社会学这棵大树的“根”到底有多少，但社会学本身就不是无“根”的学科和学问。不管怎样，在很大程度和很直接的意义上，这里的“根”，自然会延伸至社会学的学术史。美国人类学家威廉·亚当斯(William Y. Adams)在《人类学的哲学之根》中指出，阅读范围的扩展对于学好和教好一门学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他甚至认为，如果我们不能从深奥的理论层面看到其下还有更加强有力的哲学的暗流，则很难挖掘到学科之树的根基。我们由此想到的是，一门学科像一棵大树，它的茁壮成长和枝繁叶茂必须依托于许多根系提供的养分和润泽。

在我国，虽然社会工作和社会学之间有着分分合合的关系，但就现在来看，社会工作专业的教学和研究大都被设置在社会学系(院)。就教学和研究的路径来看，人们总是在中国社会学的发展进程中引出社会工作在中国的到来。比如，彭秀良在《守望与开新》一书中就认为，社会工作在中国的引入与美国社会学家步济时(John ，1883-1949)和北平社会实进会有直接的关联。该会创办的旬刊《新社会》是近代中国第一份研究社会的期刊，也是“五四”时期一份极有影响的刊物，其宗旨和目标就是改造社会、实现民主。为此，当时的学术界大都选取了目光向下的方法，意在了解和改造大多数中下层平民的生活，于是就有了1914-1915年在步济时指导下的北平人力车夫调查。这也成为近代中国第一个系统的社会调查。另外，美国社会学家甘博(Sidney David Gamble，1890-1968)也终身致力于中国城镇和乡村社会经济问题的调查与研究。他主持完成的《北京的社会调查》包罗万象，对北京百姓的生活进行了生动的描述。在孙本文看来，这是“本着科学的精神，以研究北京社会状况为科学的研究中国社会状况的第一书”。甘博本人也协助开展了北京的社会服务工作。

而步济时的《北京的行会》则是外国人运用现代社会学理论研究中国行会的第一本书籍，即开启了用西方社会学方法研究中国现实问题的先河。由于他们把社会调查视为诊断和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基本选择，并看重社会服务和社会改良，他们的研究具有非常浓重的社会工作意涵和属性。这一切为后来中国社会学的发展确立了基础也划定了范围，完全可被视为社会工作在近代中国发展的开端。

事实上，作为助人实践的社会工作早已有几千年的历史。如果将社会工作与社会福利思想和实践联系起来的话，古代中国就有非常丰厚的社会工作学术资源，只不过，作为学科意义的社会工作在我国出现于民国时期。当时，国人大多采用日本的译法，名之为“社会事业”。按照中国第一代社会学家言心哲的观点，其目的“皆为人民谋福利是也”。自那时以来，一代又一代的社会学和社会工作者殚心竭虑，在推动社会学的不断发展中也使社会工作学科之树得以生长和繁茂。比如，可以认为，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乡村建设运动，即为中国农村社会工作的早期尝试;作为中国社会工作先锋的雷洁琼，于20世纪30年代后期深入江西基层农村，所进行的妇女社会工作实践，对现今农村妇女社会工作依然具有重要的启示;李安宅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边疆社会工作实践和探索，对中国社会学和社会工作具有重要意义和价值;蒋旨昂成书于20世纪40年代的《战时的乡村社区政治》也可视为社区社会工作的典范之作;至于费孝通有关的社会学论文和论著，更是和社会工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历史总是在不断地延续着。我国社会工作和社会学一样，发展历程几经波折，但处在社会发展新的历史方位。随着对社会学、社会工作的认识不断理性和深入，人们会越来越重视社会学和社会工作。时至今日，这几乎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我们有理由乐观地预判，社会工作的总体发展态势非常向好。

我们可喜地看到，近些年来，全国范围正在如火如荼地培养和造就一支“宏大的社会工作队伍”。很有必要指出的是，越是处在这样的背景当中，中国社会工作的专业发展和人才培养就越应该具有清醒的意识，更加需要冷静地分析和看待客观的培养现状。

2003年，费孝通在《老来还是要再向前看》一文中分析指出:“现在各地的社会学专业上得很多很快，师资队伍跟不上，我们要警惕把学问做‘虚’做‘浮’了。”斯人已逝，警言长鸣。先生此言虽然是直接针对世纪之交我国社会学学科状况的，但似乎对我们思考当下的中国社会工作教学与研究也十分适用。

文章来源：《民族教育研究》 网址: http://www.mzjyyjzz.cn/zonghexinwen/2020/1107/35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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