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当前生态危机日益严重，传统的以研究人与人关系为主要内容的“人际德育”不能适应时代要求，生态道德教育应运而生。生态道德教育是德育的时代课题，是德育价值的新发展。各民族地区少数民族在生态道德教育思想和智慧方面有着深广而优秀的历史积淀，这一传统资源的有效融入，对进一步完善生态道德教育理论及构建和谐德育体系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关 键 词:民族地区;生态危机;生态道德;传统德育资源

作者简介:向东(1963-)，男，重庆北碚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西南大学西南民族教育与心理研究中心工程师，主要研究方向:民族教育学。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26(2010)06-0249-03

一、生态危机呼唤生态道德

自工业革命到近代工业社会，随着生产力的提高、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征服自然的能力空前增强，出现了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取向以及以自然为客体、人统治自然的思想。“现代哲学的二元论、唯物主义的机械论和人类中心主义”[1]直接导致人类对生态环境的大规模破坏。

生态困境迫使人类重新思考自己的行为及后果，检点自己对于自然的畸形欲望和失范行为，开始从道德的视角思考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认识到只有关怀同样生活在地球上的其他存在物，以道德来约束对自然的行为，调整与自然的关系，建立与生态环境的新秩序，才能求得自身的幸福。于是，以研究人与人的道德关系及规范的传统道德学科的内涵和外延得以拓展，形成了以研究人与自然之间道德关系为主旨，涵盖受人与自然关系影响的以自然为“中介”的人与人之间的道德关系的生态道德学。上世纪中叶，施韦兹在《文明的哲学:文化与伦理学》中以“敬畏生命”为口号，主张创立生态道德学，在《敬畏生命:50年来的基本论述》中进一步阐述了以尊重生命的道德思想为主旨的生态伦理学思想，成为现代生态道德学的奠基人。莱奥波尔德在《大地伦理学》(即《沙乡年鉴》或《沙郡年鉴》)中创建了生态道德学概念，创立了生态伦理学。生态道德学概念体系的形成使生态道德学自此成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我国自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研究生态道德学，迄今已发表了一批开拓性的论文，出版了一些代表性的专著。

继之，人们采取了一系列的行动。1972年，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召开了“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通过了《人类环境宣言》。并将会议开幕的6月5日定为“世界环境日”。1991年，世界自然保护同盟、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和世界野生动物基金会联合发表《保护地球--可持续生存战略》，阐明了人类可持续生存的九项原则，其中第一项指出:“人类现在和将来都有义务关心他人和其他生命，这是一项道德原则。”人类必须满足两项要求方可改善自身生存条件，“一项要求是努力使一种道德标准--一种进行持续生活的道德标准得到广泛地传播和深刻支持，并将其原则转化为行动。另一项要求就是将保护和发展结合起来:进行自然资源保护，将我们的行动限制在地球的承受能力之内，同时也要进行发展，以便使各地的人民能享受到长期、健康和完美的生活。”[2]1992年7月我国根据联合国的《21世纪议程》文件精神制定了《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1994年，中国环境伦理学研究会成立。2006年，中国首个专业从事生态环境道德教育工作的专业团体--中国生态道德教育促进会成立。2007年，中国共产党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建设“生态文明”，并首次将这个概念写入了党代会的政治报告，人与自然的和谐成为和谐社会所追求的重要目标。

如何实现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这是生态道德理论要解决的核心问题。“人们在检讨和反省现代性基础上形成的人与自然间矛盾关系的同时，不断从传统文化和价值中寻求精神资源，以利于实现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和永续发展。”[3]

二、生态道德教育是德育的时代课题

联合国《21世纪议程》和《中国21世纪议程》都指出“教育对于促进可持续发展和提高人们解决环境和发展问题的能力极其重要”。这预示了生态道德教育问题将成为21世纪世界教育的热点。美国学者约翰·福布斯认为在21世纪，教育面临着四个重大挑战，其中摆在首位的就是资源环境问题，其次是各种文化、人群的差异，全球化、全球意识。环境教育即生态教育，生态教育要求培养社会公民具有良好的生态道德，因为正如前苏联生态伦理学者佩德里茨金所指出“道德地对待自然界的规范一旦变成人的内在需要，它就会在解决生态问题中起到重要作用。”[4]

文章来源：《民族教育研究》 网址: http://www.mzjyyjzz.cn/zonghexinwen/2020/1103/33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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